劳动力市场与大学生就业

 

——过度教育现象的经济学分析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  杨文奇

 

  2005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了21%,高等教育在校生总规模超过2300万人。根据美国教育学家马丁·特罗1976年提出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概念被普遍接受,即高等教育发展经历精英教育、大众教育和普及教育三个阶段,当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适龄青年人数的15%时,高等教育转向大众化,超过50%则进入普及化。因此,我国已经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

  然而,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并不意味着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均衡,也不能说明高等教育资源使用是有效率的。在高等教育迅猛扩张的同时,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愈显突出。目前我国出现的高校毕业生俯身屈就、对工作满意度降低、职业倦怠感增强等现象与西方国家20世纪70年代开始研究的过度教育相似。当时,由于高等院校毕业生数量快速增长并超过了劳动力市场的实际需求,西方国家开始由高校毕业生短缺时代向高校毕业生过剩时代转变。这种教育供求关系失衡现象在理论界被称为过度教育,并以1976年弗里曼(R·Freeman)的《过度教育的美国人(The over education American)》为标志,理论界对该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毕晓普(Bishop)认为过度教育是受教育者接受的教育超过了个人或社会需要;约翰·罗布斯特(John Robest)认为过度教育是受教育者获得的教育超过了其职业要求的水平;亨利·莱文(Henry·Levin)综合以上观点,认为过度教育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历史纵向比较,目前受相同教育水平的人经济地位下降;二是受教育者没有实现其对事业成就的期望;三是受教育者拥有比其工作岗位要求更高的技能。在此基础上,西方学者利用工作分析、自我评估、实际匹配方法相继对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过度教育的发生率进行测算,结果表明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过度教育现象是普遍存在的。

  时过境迁,高等教育中过度教育现象在我国已经初显端倪。本文利用经济学原理对该现象的形成机理进行分析。

 

  一、劳动力供给——逆向选择理论

 

  传统经济学理论将劳动力市场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级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为竞争力强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处于该市场的企业有建立内部劳动力市场的条件和需要,普遍设有适合于本企业或行业的培训体系,公司制度完善,劳动者收入高,升迁机会较多;而次级劳动力市场多是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竞争力较弱的小公司或行业,属于边缘产业,这些企业处于竞争激烈的低水平同质市场,无能力建立内部劳动力市场,工资低,工作条件差且不稳定,公司管理缺乏规范的行政制度,很少有升迁机会。所以,劳动者都会努力追求主要劳动力市场的职位。

  次级劳动力市场低收入降低了个人接受高等教育的间接成本或机会成本,即个人接受高等教育期间实际成本较低。另一方面,个人从高等教育中却可以获得诸多收益,包括经济利益以及社会地位提高、进入上流社会的机会、成就感增强和拥有良好卫生保健条件等个人投资高等教育的心理收益。

  目前,即使在高校收费的情况下,个人负担高等教育成本也仅仅是实际培养费用的一部分,公共部门投资占了相当比重。私人与公共部门在投资收益上的不对称,导致个人出现对待受教育机会的逆向选择,预期通过更高的教育水平获得未来更大的收益。詹克斯(Jencks)的研究表明,受教育年限是求职者获得最终职位的最佳预测指标。

  著名的Mincerian收入原理也认为,个人收入与其教育年限呈正相关关系,即:个人受教育年限越多,投资成本越大,获取的教育收益也会随之增大。欧洲的研究人员使用该原理对收入与教育进行的实证研究也得出教育不足的回收率是负数,而过度教育的回收率是正数的结论,从而说明过度教育投资风险相对较小,个人有动力进行过度教育的投资。

  因此,在高校毕业生就业环境不理想的背景下,个人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并没有减少。实际上,人们普遍认为接受更高的教育是增加就业机会的有效手段,很多学生从入学起就已经准备接受低于学历要求的工作岗位。

 

  二、劳动力需求——工作竞争理论

 

  思罗(Thurow)的工作竞争理论假定用人单位充分意识到个人未来表现不可预测,而大部分工作所需的技能也要在工作岗位上获得,因此把教育水平视为培训效率高低的标志,用人单位借助决定着一个人受训潜力大小的教育水平作为判断个人未来表现的手段,受教育水平高的人培训成本将低于受教育水平低的人。具体而言,考虑两个序列:一为职业序列,职业序列里的每项工作均有其要求的技能及薪酬标准,由高到低进行排列;另一为个人序列,既个人为竞争工作机会组成的一个序列,其相对位置是由一系列特征所决定,比如受教育水平、工作经历等,其中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受教育水平,它使用人单位可以预测个人所需工作培训的成本——位于个人序列越前的人,用人单位支付的培训成本越低,其获得预期工作的可能性也越大。由于人力资本投资是生产成本的组成部分,人力资本费用的减少意味着生产成本的降低。在生产技术发展速度加快,技术变革周期缩短的情况下,为了使员工适应新技术的要求,用人单位有两个可选策略:对员工进行新技能的培训;更换员工,雇佣受过新技术教育和培训的劳动力,方式的选择取决于两者之间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在选择培训策略的条件下,过度教育的劳动力在技术变化中将会很快适应,花费相对较少。企业倾向于雇佣拥有超过其工作要求教育水平的劳动力,以节约生产成本。这样,从用人单位的角度,也在推动过度教育的产生,促使个人为提高在序列中的位置,投资于教育,以期用更高的教育水平提高获得职位的机率,导致个人序列中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教育存量持续超过职业所需,形成过度教育长期存在的趋势。

 

  三、劳动力市场——市场分割理论

 

  市场分割理论认为现实中统一的人力资本市场是不存在的,它是由许多割裂开来的市场组成,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市场间的壁垒,人力资本在不同市场之间流动成本很高,劳动力在当地市场以外的其他市场寻找合适工作的可能性受到限制。弗雷克斯·巴切尔(Felix Buchel)和马里特·汉(Maarten Van Ham)的实证分析也表明:工作机会的空间分布和个体空间流动性是影响过度教育的重要原因。市场越小,流动性越弱,过度教育的可能就越大。

  我国由于长期存在二元社会结构,相对于发达国家,流动成本更高。更兼次级劳动力市场劳动力难以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力一旦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也很难重返主要劳动力市场。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而言,次级劳动力市场由于报酬、管理、培训、晋升等相关制度的不健全对其缺乏吸引力,他们力求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上寻找合适的工作以实现其进行教育投资时的初衷。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工作机会与劳动力供给人数出现缺口时,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如果不愿选择失业,就必须接受低于其所受教育水平的工作,直接导致过度教育的产生。为了增强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劳动力便会追求更高层次的教育,教育需求迅速膨胀。而作为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重要途径就是提升受教育水平,这在客观上缩小了劳动力寻找合适工作的空间范围,提高了过度教育的发生机率,使受教育较多者只能从事那些以前只需接受少量教育就能胜任的工作。

 

  四、结论

 

  以上分析表明,由于供给方、需求方和市场的共同作用,过度教育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存在。诚然,经济发展的源动力是人力资本提升推动的科技进步,但这并非意味增加教育投资、扩大教育规模就可以自动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高等教育进步是一种教育结构与经济结构相匹配的协调状态,而非简单的规模扩张就能带来的必然结果。作为社会系统的子系统,对过度教育产生机理进行分析并探讨其带来的负面影响是社会变迁和转型所必须的。

  传统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有着很强的正外部性,可以提高劳动力的认知能力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教育和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然而,西方国家20世纪70年代高等教育大发展与劳动生产率衰退共存表明两者的关系并非总是如此。亨利·莱文在对此现象进行深入研究后指出,劳动力过度教育与劳动生产率下降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联系,过度教育的持续存在将对社会经济产生消极影响,这是因为处于过度教育状态的劳动力普遍认为,由于教育水平得不到充分发挥,过度教育降低了个体教育的边际收益率,劳动力从事的职业没有挑战性和自主权,所拥有的知识和技能没有充分发挥或期望没能得到实现,因而产生角色冲突,对工作的满意度和成就感降低,工作积极性不高,导致生产效率低下。特别是如果过度教育导致的知识失业持续存在的话,会造成人才过剩与人才短缺并存的尴尬局面,很可能引起政治上的不满甚至政治动乱,从而使经济发展的环境恶化,这一点已被亚、非、拉美诸多欠发达国家动乱的现实所验证。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也指出,教育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也只是在经济持续发展时期,而在经济起步和衰退期是无能为力的,即教育既不能拉动经济起步,亦不能阻止经济衰退。另外,不是任何规模、形式和层次的教育都能推动经济的发展。只有教育的规模、形式和层次与经济的规模、结构和类型相匹配时,才能发挥高等教育正外部性的经济功能。此外,从个体角度出发,当毕业生和劳动力市场的关系是供小于求时,教育是投资;反之,则是单纯的消费。

  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制度变迁目标是高等教育规模与结构动态地适应经济发展现实与未来的需求。经济形态多样性、运行规律复杂多变性以及未来经济变革不确定性等因素导致高等教育制度变迁也应是动态的,是随社会经济发展与公众素质改变而不断变化的,是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动态协调的过程。

  政府作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调节者,应当充分发挥其政策导向和宏观调控作用来对人力资本投资和配置中的不足进行弥补和纠正,以保证经济发展对人才资源的需要和合理利用。具体而言,要能够利用前述计量方法对高等教育中过度教育程度进行测算,以有效监控高等教育发展的适度规模;应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准确预测市场对人才数量和结构的需求状况;认真研究人口因素对高等教育发展规模产生的影响,为办学规模合理化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

 

  参考文献

  [1]黄文.高教跨入大众化发展阶段[N].中国教育报,2005-02-27

  [2]Joop.HartogOver education and earningswhere are weWhere should we go[J].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2000,(19

  [3]马跃华,苏伟珍,林嵩辉.中高级技工频频告急[N].光明日报,2006-04-17.

  [4]Zhang JusenZhao Yaohui.Economic Returns to Schooling in Urban China. 1998 to 2001[J].Paprt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cnce of the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and Rc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2005,(1

  [5]SichcemanN.Overeducation in the labour market[J].Journal of Labour Economics1991,(2

  [6]N.BosanquetD.PeterIs there a dual labor market in great Britain[J].The Economic Journal.1973,(1

  [7]姚先国,张海峰.中国教育回报率估计及其城乡差异分析——以浙江、广东、湖南、安徽等省的调查数据为基础[J].财经论丛,2004,(6.

  [8]孙志军.过度教育西方的研究与经验[J].比较教育研究,2001,(5.

  [9]Felix.Buchel,Maarten.Van Ham.Over education regional markets and spatial flexibility[J].Urean Econcmics2003,(53

  [10]Levin.HThe impact of surplus schooling on worker productivity [J].Industrial Relations1991,(2